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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摸起來燙手的暖氣片、冒著白煙的大煙囪、壘成小山的煤堆子、滿臉煤灰的鍋爐工……在北京人關(guān)于冬天的記憶里，這些元素是不可或缺的。

　　每年10月中旬，北京就會出現(xiàn)一批來自周邊省市的季節(jié)工，他們在北京燒鍋爐，春節(jié)都無法與家人團聚；次年暖氣一停，他們又收拾行囊離開這座城市，回家操持農(nóng)活或打零工。冬來夏走，周而復(fù)始。這群溫暖北京的“候鳥”，最多時超過兩萬人。

　　近年來，隨著技術(shù)提升和“煤改氣”的推廣，“燒鍋爐”這份苦差事也開始變得輕省、干凈了。一部分“候鳥”冬天不再來，也有些“候鳥”選擇了留下，比如49歲的周金明和37歲的朱果。在他倆眼里，“煤改氣”不僅給北京帶來了更多的藍天，還改變了他們的工作環(huán)境，悄悄改變著他們的人生。

　　白襯衫

　　早上5時50分，天還黑著，西北風(fēng)呼嘯著劃過窗玻璃。魯谷供熱廠運行車間班長周金明準(zhǔn)時醒來。燒了十幾年鍋爐，生物鐘比鬧鐘還準(zhǔn)。

　　醒來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從床頭拿過手機看看實時天氣預(yù)報：零下3℃，風(fēng)力三四級，最高氣溫會在0℃以上。周金明的心里踏實了不少。對鍋爐工來說，好天氣就是好消息。拉開宿舍窗簾，對面就是燈火通明的運行車間，側(cè)墻上10根不算太粗的煙囪一字排開，4根冒著白煙。

　　周金明有些恍惚——如今，一根煙囪對應(yīng)一臺燃氣鍋爐；而在過去，這里只有一根120米的大粗煙囪，像他這樣的老工人，一看煙的濃度，大致就知道鍋爐燒得好不好。

　　1998年10月，周金明離開老家河北滄縣高川鄉(xiāng)東芮屯村，帶著對大城市繁華的期待來到北京。可從地鐵1號線八角游樂園站一出來，周金明就愣了——除了一條大馬路和路邊幾棟矮樓，其他就是小樹林和菜地，遠處的大煙囪成了最明顯的“地標(biāo)”。“和縣城差不多��！”

　　終于到達目的地——魯谷供熱廠，班長王誠斌是周金明的老鄉(xiāng)，也是廠里的元老級“候鳥”，1994年建廠時就在這里。進到宿舍，他告訴被分到司爐崗位的周金明第一句話是：以后別買淺色兒衣服，沒機會穿。

　　果真如此。上班第一天，周金明就跟著班長掄著大錘碎煤，半天下來，身上那件淺藍色的衣服就看不出底色兒了，洗都洗不出來。

　　從此，“候鳥”們一水兒黑衣黑褲，為了省事，有時干脆同一款式買上兩三件換著穿。一次，周金明要去學(xué)校開家長會，女兒嫌他穿黑衣服老氣，可到商場轉(zhuǎn)了一大圈，他還是給自己買了件深色外套。

　　2008年，老班長王誠斌退休時，特意換了件淺色外套到廠里和大家告別，順便帶來了一個消息：市里正準(zhǔn)備“煤改氣”，“聽說上班都能穿淺色衣服。”老班長的話讓大家有了盼頭兒�？蛇@一等又是4年。這4年里，“穿白襯衫上班”成了擠對人“干活兒不出力”時比較“含蓄”的說法兒。

　　2012年3月供暖剛結(jié)束，一支施工隊進了廠子，把工作了十幾年的5臺燃煤鍋爐全拆了，叮叮當(dāng)當(dāng)一個夏天，10臺嶄新的燃氣鍋爐接了班。緊張的調(diào)試、打壓、試水、點火，又一個供暖季來臨時，大伙兒發(fā)現(xiàn)，廠房干干凈凈的，空氣里不再彌漫著嗆人的黑煙灰；不用掄著大錘砸煤塊了，“候鳥”們每天盯在總控室里看著電腦“燒鍋爐”；單位給每人發(fā)了兩身淺灰色工作服，代替穿了十幾年的深色老款。周金明也一口氣買了好幾件白襯衫，“自己不說，別人還以為我是個白領(lǐng)呢。”

　　“候鳥”停飛

　　窗明幾凈的總控室里，周金明坐在電腦前，眼睛緊盯著屏幕上顯示的運行鍋爐的各種參數(shù)。這時，他的手機響了，來電顯示“劉舉”，周金明交代了一句，走出了房間。

　　劉舉曾經(jīng)也是一名來自河北的“候鳥”，在周金明負責(zé)的司爐班干了7年。2012年“煤改氣”后，他離開北京回到老家張家口，依然干著燒鍋爐的老本行，如今是一家供熱廠的司爐工班長。

　　“啥事啊，老弟？”周金明知道，當(dāng)班時間劉舉不會打電話閑聊。原來，他們廠鍋爐最近總“鬧脾氣”，爐內(nèi)溫度超標(biāo)，找不著病根兒，劉舉想到了老班長。經(jīng)驗豐富的周金明詢問了一些參數(shù)，最后建議劉舉檢查一下水質(zhì)，是不是水硬造成水箱結(jié)垢太多。掛上電話不一會兒，劉舉的短信來了：姜還是老的辣，啥時候過來聚聚。

　　周金明的手機里，存著近百位來自天南海北的“候鳥”工友的電話，時間短的共事過兩三年，長的超過10年，同吃同住，一起干活，誰的呼嚕響、誰的笑話多，了如指掌。曾經(jīng)，每年冬季來臨前，他們都會“飛”來北京，和周金明一起為千家萬戶送去溫暖；如今，這些“候鳥”天各一方。

　　當(dāng)年，他們合著北京大踏步發(fā)展的節(jié)拍聚在了一起。

　　隨著一棟棟商品樓在周邊的空地拔地而起，魯谷供熱廠的供熱面積已經(jīng)從建廠初期的不足100萬平方米增加到200多萬平方米，短期用工量也隨之節(jié)節(jié)攀升。最多時三班倒的鍋爐房一個班次就需要20人：抄表1人、司爐5人、放灰2人、司泵2人、加煤10人，如果算上維修人員、電工等，一個班次至少需要30人。

　　燒鍋爐是個力氣活兒。魯谷供熱廠一個采暖季就需要消耗5萬多噸煤炭，平均1天燒煤超過400噸。達不到全部機械化，經(jīng)常需要人工填煤、除渣、碎煤等，又臟又累。“這活兒，本地人、年輕人不愛干。”周金明記得，2003年司爐班好不容易招來一個北京小伙兒，干了沒兩天，衣服一掛就走了，連招呼都沒打。

　　于是，季節(jié)鍋爐工應(yīng)運而生，他們家在外地，能吃苦，不嫌臟，冬來夏走，逆溫“飛行”。到2011年底時，這群供暖“候鳥”超過了兩萬人，占了北京供暖大軍的半壁江山。

　　2012年全市大規(guī)模“煤改氣”后，燒鍋爐的技術(shù)含量提高了，勞動強度和用工人數(shù)卻降了下來，不少“候鳥”停飛了。周金明掰著指頭一算，如今，10臺氣爐子比過去燃煤爐數(shù)量翻番，但當(dāng)班人數(shù)滿打滿算只需要12個。

　　不光人少了，工種也發(fā)生了變化，燒燃煤鍋爐時的除渣、看泵等崗位沒了，不少老司爐工都轉(zhuǎn)崗干起了維修或上門收供暖費去了。崗位技術(shù)要求也逐漸提高，單位新招來一批北京小伙子，其中還有幾個大學(xué)生。“這在過去想都不敢想。”

　　同工同酬

　　離開老家山西大同市陽高縣朱家窯村來北京時，朱果還是個20歲不到的小伙子，留在老家的父母每逢過節(jié)都嘮叨，啥時候領(lǐng)回個對象啊。當(dāng)時，390元的月工資拿了好幾年，連房都租不起，只能擠集體宿舍，更別提談對象了。“女孩嫌我工作不體面，掙錢少。”

　　朱果特意打聽過，原來，屬于勞務(wù)派遣的他們和正式職工在收入上存在一定差距，同工不同酬，這讓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兒。每次代表單位上外邊兒開會，介紹時人家總會不經(jīng)意地說：“這是廠里的臨時工。”雖無惡意，但聽著不舒服。

　　2008年，《勞動合同法》的實施為“候鳥”們帶來了曙光，用工單位開始依照法律實行同工同酬。朱果第一次拿到了和正式職工一樣的月工資，收入有了不小的提高，還與勞務(wù)派遣公司簽訂了正式的勞動合同。“大伙兒干起活兒來更帶勁了。”

　　更大的轉(zhuǎn)機還是源自“煤改氣”。2012年，魯谷供熱廠并入市熱力集團下屬的科利源熱電有限公司，新單位第一次跨過勞務(wù)派遣中介，與長期在崗并愿意留下的“候鳥”簽訂了正式勞動合同，朱果終于成為一名正式職工。多年的夙愿達成，他喜極而泣。

　　如今，已是機修崗位技術(shù)骨干的朱果通過了高級鉗工技術(shù)考試，還連續(xù)兩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，成為廠里的“頂梁柱”。聽說明年還要改革崗位競聘制，“到時我想去試試。”最近，他結(jié)識了一位北京姑娘，熱戀中的他每天臉上都掛著燦爛的笑容。

　　原本以為“煤改氣”后不會再有新“候鳥”了，可今年供暖季前，車間里又來了兩位新人，其中一位姜玉忠還是周金明的河北老鄉(xiāng)，平時在家務(wù)農(nóng)，供暖季到北京供熱單位打工。說是打工，可他們都是先經(jīng)過了崗前培訓(xùn)并取得資格證后才上的崗，并且嚴(yán)格按照《勞動合同法》享受各項保障待遇。像姜玉忠這樣的新“候鳥”，光熱力集團就有近200人，雖是勞務(wù)派遣工，但各項待遇都和正式職工一樣。“可比我們那會兒強多了。”朱果感慨。

　　供暖“候鳥”之變，折射出的是城市之變。

　　供暖設(shè)備、能源結(jié)構(gòu)在變，與供暖相關(guān)的人員和制度也在變。從1998年至今，全市陸續(xù)改造了超過1.7萬臺燃煤鍋爐，清潔能源供熱面積超過6億平方米，占全市供熱面積的80%。按計劃，明年城六區(qū)供熱將基本實現(xiàn)無煤化。

　　更加清潔的能源，帶來的是更加澄澈的藍天。但在這些悄無聲息的變化背后，始終不變的是供暖工人辛勤的勞動和寒風(fēng)凜冽中的汩汩暖流，伴我們度過一個個溫暖的寒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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